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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宇文温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但当他仔细一研究，发现要立《民律》，比立《商律》困难多了。

    甚至比登天还难。

    原因很简单，封建王朝的社会土壤，根本就不可能让《民律》（民法）这种杂草长起来。

    如果要立《民律》，可以说要将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甚至统治秩序掀翻，宇文温觉得自己要是敢这么做，等同于在大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宣布自己不是人，是猴。

    甚至只是放出立法的风声，过不了多久，就会有谏官抬棺上朝死谏：皇帝发疯，这么下去必然礼乐崩坏，不劝不行了！

    抬棺死谏这种事要是发生，等同于宇文温被当众打脸声望骤跌，因为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有这种待遇。

    大象年间，天元皇帝宇文赟施政昏庸残暴，就有铁骨铮铮的乐运抬棺死谏，宇文温可不想和宇文赟这鸟人享受同等待遇，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。

    毕竟有句话说得好：领先时代半步是天才，领先一步就是疯子。

    宇文温明白，立《民律》一事难如登天，因为现实之中没有《民律》存在的基础，原因很复杂，但也能概括出几个来：

    其一，儒家思想强调重义轻利，这种价值观让义和利对立起来，认为义高于利，认为获取财富必须遵守伦理道德，甚至主张义可以取代利。

    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就愈发深入人心。

    无数人舍生取义的事迹被传为美谈，而在义面前，正人君子耻于谈利，所谓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，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。

    那么，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主张。

    其二，古代有礼，礼和法结合成为礼法。

    礼法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礼所包含的宗法，又规定了贵贱上下长幼有序等等，礼法存在于各个阶层，社会是宗法社会。

    上至朝廷，下至村落，礼法（宗法）约束着民事行为。

    族人之间有利益纠纷，自然有宗法来调解；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纠纷，自然有宗族出头；宗族和宗族之间有利益纠纷，要么是官府春秋决狱，要么就是宗族械斗。

    所以，在宗法社会，官府对于发生在民间的婚姻财产土地财物纠纷，可以通过乡里乡亲宗族的干预予以平息，这让地方官省了许多事，避免了许多诉讼。

    于是，官府强化宗法族规，让宗族来处理这种纠纷，个人权益很难获得律法保护，民法的生存空间很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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