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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宦官干政、藩镇割据，是压在大唐帝国头上的两座大山，也是昭宗中兴大唐的当务之急。

    先后两封奏章，为踌躇满志的昭宗皇帝送来了突破口。

    一封是东川节度使顾彦朗的上疏，请求朝廷赦免王建，而把陈敬瑄调走，以安定两川；

    另一封是王建的奏章，表示愿意讨伐陈敬瑄以赎罪，并请求任命自己当邛州刺史。

    两封奏章的矛头均指向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瑄，正中昭宗下怀，遂决定以此为突破口，拿田令孜祭旗。

    王建与陈敬瑄的恩怨还要从田令孜的以退为进说起。

    田令孜将原属杨派的忠武八都吸收，改编为随驾五都，并把王建收做养子。田令孜成了王建的干爹，陈敬瑄也就成了王建的干大爷。

    朱玫上蹿下跳地运作李煴篡位之前，政坛老狐狸田令孜敏锐地嗅到了危险，于是以退为进，主动退出中央，投靠了亲哥哥----西川节度使陈敬瑄，并向杨派摇尾示好。

    杨复恭上台之后，对田派势力进行了清洗打压。

    杨复恭的这波操作带有浓厚的报复色彩，吃香略显难看，斗争严重扩大化，不仅是田派嫡系遭到清洗，就连新加入田派的原杨派成员也未能幸免，随驾五都就是典型。

    杨复恭将王建等人一律排挤出朝廷，贬到西南边陲做刺史。其中，王建为利州（今四川省广元市）刺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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